卧狗岗

  当我慢慢走向社会的时候，我就慢慢开始明白父母的一些感受和思想了，而这些思想火花的产生完全是不经意间产生的，不养儿不知父母恩，这句话百分之百正确，但是好多人不明白，尤其是年轻人根本不明白父母想得什么，非得等到他们七老八十了才偶尔想起父母的只言片语，往往那时候说什么都晚了，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

    记得小时候我在奶奶家暂住一段时间，爸爸来了，抱起我就亲，他的胡子茬扎得我生疼，感觉有种粗糙的感觉，感觉很亲切，那天晚上我和爸爸一起睡得，那时候，幼小的我感觉父亲像座山，我在他的底下很安全。也许正是这个回忆的碎片，决定了我对家的爱和对父母的信赖。经常想，我什么时候才能像父亲那样有那样的一茬胡子啊，现在偶尔一摸，忽然发现我的胡子的感觉真的象父亲那时的胡子了，于是，我感觉到，我真的长大了。

    父母在我小时候给我算过一卦，算卦的说我长大后远离父母，现在，我真的远离父母了，心中有一种莫名的感觉，感觉人生像是完成某种际遇，或是完成某种必然的发生，冥冥之中。

    我现在才感觉到当我爸妈拿到我们家新楼的钥匙时候的喜悦心情，那是一种经历了数年的生活换来的喜悦，那是一种摆脱原来生活的压抑的解脱，置办房产，在今天的我看来，是父母做出的最艰难的抉择，而搬进新家的喜悦，我到现在才体会一二，我怎么在当时就全然不知呢？只觉得当时这是必然的，父母会给我们安排好一切，从来没有关心过父母怎么想得，正应了那句老话：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我的记忆中总有一个景象：很小的时候坐过火车，两列火车呼啸迎面驶过的巨大声响我记忆很清楚，我们曾在一个长满杂草的大门前等车，父亲拉着我的手走过闹市街头，他给我买了一颗棒棒糖，父亲拉着我的手上楼梯，这是不是连续几天内完成的呢，我得向父母求证一下。

    小时候，弟弟刚一两岁，我记得我把他逗哭了，母亲抓起扫床的扫帚就来揍我，呵呵，这一幕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扫帚现在家中还在用，真有纪念意义。

    现在想想，把关于家的18年的记忆梳理梳理，感觉是很有意义的，这18年是一个整体，从第十八个年头开始，我对家的记忆就是一片碎片，少小离家，我何时才能与父母再次团聚，感觉好难，工作的原因让我不可能再象以前那样，和弟弟，和爸爸，和妈妈，在餐桌上快乐的，无拘无束的聊天，我们长大了，父母老了，家，也感觉越来越远了，我的健康和饮食成了父母永远的挂念，而父母的健康和快乐，也成了我心头永远的重中之重。

    这些记忆的碎片，整理出来，珍藏一辈子。

当你和一位作家过从甚密，便会产生一种担心——这家伙会不会哪一天把你写进小说？

你的担心极有道理。作家能够真正写活、写得入木三分的人，恰恰都是与他贴近的人。即使虚构的人物，也常常从熟悉的人的身上“借用”一些情节和细节。借用太多便会“酷似”某某人。这就免不了招来麻烦。最典型的例子是，契诃夫在《跳来跳去的女人》中惹恼了他的好友列维坦；左拉在《杰作》中深深伤害了他一生的挚友塞尚。这两个例子有个特别的相同之处，就是被无辜遭到“侵犯”的皆为画家；但不同的是，事后契诃夫与列维坦重归於好，左拉与塞尚却终生绝交，至死不再见面。

从作家角度说，这真是没办法的事。因为在他朋友身上发生的事实在太诱惑了。可是谁去体验一下画家们内心深处那种难言的痛苦呢？比如塞尚。

与左拉的关系，贯穿着塞尚的一生。

这两位巨人的友谊，始自1852年。那一年他们一同进入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的包蓬中学。左拉12岁，塞尚13岁。他们志趣相投，很快结为伙伴。学习之外，一起去游泳，钓鱼，爬山。人高马大的塞尚还成了弱小的左拉的保护者。而共同的理想、抱负、见解和野心，在他们心中描绘着相同的未来。后来他们都千里迢迢北上到了巴黎，左拉从文，塞尚事画。从成长到成功几乎全在一个城市里。左拉又是作家中惟一涉足画坛并举足轻重的人物。可以说，他是印象派运动的发动者。但为什么他偏偏要把自己的挚友塞尚写进小说，并写成一个艺术事业上彻底失败的人物呢？

    塞尚的性格是他与别人之间的一道墙。1861年，他刚到巴黎的苏维士学院学画，就对人际交往频繁的巴黎生活非常不适。几个月后便返回老家艾克斯。尽管强烈的绘画愿望使他不得不重新再去巴黎那个绘画的中心。但他总是呆一阵子又走一阵子。塞尚的天性内向，为人拘谨，但又有情绪忽然紧张起来的神经质的一面。他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别人接近他困难，而是他难于接近别人。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是印象派的形成期。巴黎的画家们十分活跃。无论是在左拉家中常常举行的“星期四聚会”，还是在巴提约尔大道11号的盖尔波瓦咖啡馆里，塞尚通过左拉结识了马奈、莫奈、雷诺阿、德加、芳汀、克洛德、丢朗提等等一大群画家。这些画家正酝酿着绘画史上一场伟大的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他们将把绘画从空气凝滞的画室带到大自然灿烂的阳光里。左拉把这即将掀起的艺术大潮称做“自然主义绘画”。他实际是这个画家群体——他们自称做“巴提约尔集团”——思想上的领导者。在印象主义者们翻开绘画史新的一页时，是他向全欧洲宣告“古典风景画被生命和真理灭绝了！”

虽然塞尚也是这运动的一员，他也声称“我决定不在户外就不画”。但他无法融入这个画家群体。他不喜欢高谈阔论，不喜欢乱哄哄人多嘴杂的场合，忍受不了与自己截然相反的见解。甚至会嫌恶个别的人，比如马奈。在别人眼里，塞尚也叫人反感。大家受不了他粗俗的穿戴，举止任性，很难与他沟通和融洽。尽管1874年4月15日举行的历史性的“无名艺术家协会”的展览会（即首次印象派画展）上，塞尚是参展的一员。但事先就遭到了画家们的反对。在展览会上，他独异的画风还受到公众的嘲笑。在印象主义一开始，似乎他与大家风马牛不相及。可以说，在当时的法国，印象派是一种“另类”；在印象派群体之中，塞尚又是一个另类。他是另类中的另类，一个和谁也不沾边的个体。此中的原故，就不是他的个性了，而是他的绘画本身。他和当时的印象派（早期印象派）有根本的不同。

塞尚实际上是埋藏在早期印象派中的一个叛逆。这是当时谁也没有看出来的——包括左拉！

在当时，两个艺术时代——古典画派与印象派之间的斗争中，塞尚属于印象派这一新的时代。他和梵高一样，都把画架搬到田野中，面对阳光下的世界作画。但是他和梵高在骨子里，与莫奈、德加、雷诺阿、毕沙罗等人是不同的。1876年塞尚给毕沙罗的信中说：

“太阳的光线如此强烈，让我感到物体的轮廓都飞舞了起来……但是，这可能是我看错了。我又觉得这是地面起伏的现象。”

显然，凭着他天才的悟性，他刚刚迈入印象主义，马上就不满足户外作画带来的视觉上的快感了。他反对仅仅凭“印象”作画。反对那种被现实束缚的瞬间印象。他一下子就从“印象”穿越过去，谁又能有这样的眼力与勇气？

所以在塞尚的画中，事物没有消融在眩目和缤纷的光线里。它们的本质被有力和富於意味的体现出来。从神奇的色彩里可以触摸到坚实的结构。而这严密的构成中又包含许多抽象的形态。那么——这种被塞尚自嘲地称为“灰色而拥肿的大笔画”到底应该归属于哪一个艺术的范畴？人们对孤立而无序的艺术现象总是要排斥在外的。所以乔治·摩亚干脆称他是一个：“绘画的无政府主义。”

正象古典主义不能接受印象主义一样，前期的印象主义运动也不能接受塞尚。塞尚便成了“全世界的敌人”。我们翻阅当时巴黎的报刊就会看到，当时的巴黎对他讥讽、奚落、挖苦和嘲弄简直达到了疯狂！

比如勒罗瓦在《喧噪》中写道：

“如果与女士们一起去看画展，想找到最有趣的事情，就请赶快去到塞尚那幅肖像画前吧。看，那个象鞋底颜色的、奇妙的脑袋，一定会给你非常强烈的印象。他多么象得了黄热病！”

这样的话举不胜不举，天天闯进塞尚的眼睛。

攸斯曼斯的那本重要的书《关于现代艺术》，甚至没有给塞尚一个小小的地位！

他给巴黎抛弃了。

于是他给人们的印象，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他和梵高不同，梵高一直在圈外，至死无名；他却在圈内，在舆论中心，于是他被认定为一个有才能却误入歧途的失败者。他孤单无助，天天被各种攻击打得满身弹洞；惟一能够给以支持的是他“人生的伙伴”——左拉，可是就在这“生死关头”，左拉忽然把他拉进那部系列小说《卢贡·马卡尔家族》之一《杰作》中，把他写成一个名叫克劳德·兰蒂尔的人物。这个人物是一位固执已见、终生失意而无可救药的画家，最后走投无路而自杀！

左拉在塞尚的身后，非但没有托着塞尚的后背，给他以力量；反而挖了一个洞，把他拉了下去！

如果着意研究其中的根由，就会发现，早在塞尚和左拉到达巴黎之后，已经分道扬镳。他们在各自的世界奋斗着。虽然，他们彼此往来，相互赠书赠画，他们之间的友谊看似延长着，实际上却没有加深。这首先是不同工作的性质决定的。塞尚不主张画家做太多抽象的文学思考。他认为画家应该用眼睛去观察自然，头脑只是用来研究表现方法。他在自己的世界里涉入愈深，就与左拉的世界距离愈远。

尽管左拉关切绘画。但在艺术的主张上，他与“巴提约尔集团”更趋一致。可以说左拉与马奈等人的志同道合远远超越了同塞尚源自童年那一份久远的情谊。因此，左拉在写作《杰作》而动用他与画家们交往“这一大块”生活积累时，顺手就从自己最熟悉的塞尚身上去选择细节了。左拉毫不避讳“克劳德·兰蒂尔”的一部分原型是塞尚。这表明塞尚在他心中仅仅是一位昔时的友人罢了，并没有太大的份量。

然而，具有悲剧意味的是，左拉完全不了解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失意潦倒的童年挚友塞尚，对自己却一如往昔的情真意切！故而在人生的意义上，左拉对塞尚的打击是带有毁灭性的。。

《杰作》发表1885年。塞尚46岁。这一年塞尚流年不利。事业的失败到达谷底，还经历了一次夭折的恋情，再加上最密切的朋友负情忘义——不，应该说，是左拉在他人生的坠落中，又给他加上一块巨石！

全部精神都在想象天地里的人，生活上必定七颠八倒。塞尚的心情总是很坏，这从他潦乱的画室便能观察出来。他作画的速度十分缓慢，过程中不断推翻自己。没有成功的艺术家对自己总是疑虑重重。尤其是画家，一个人在屋子里默默地作画，没有任何观众，他怎么知道自己的画能否被人认可，是否会获得成功？对于那个死后才成名的梵高，折磨其一生的幽灵就是这种孤独中时时会出现的自我怀疑。塞尚有神经质的一面，所以他常常会情绪低落，心情败坏，对自己发火，把自己的画摔在地上，愤怒地踩成烂饼。这一切左拉都是知道的。左拉说过：“当他踏破自己作品的时候，我便知道他的努力、幻灭和败北是怎样的了。”

显然，左拉完全清楚《杰作》对于塞尚本人意味着什么了。

开始时，塞尚表示左拉这样做是出于小说的需要。他努力维护着他们的友谊。可是当左拉声称克劳德·兰蒂尔就是塞尚时，他与左拉的友谊断交了。

尽管如此，塞尚表现得很平静，没有任何激动的言论。他的神经质也没有发作。为什么？是在舆论上所处的被动位置使他无法与左拉直言相对？是长期怀才不遇养成的骨子里的高傲，使他只能保持沉默？还是他害怕这已然破裂的友谊进一步地走向毁灭？他实在太在乎与左拉这份情谊了！可以说，他对左拉的友谊是他人生“最大的情感”。当然，他与左拉中断了一切往来与书信。这一切，左拉当然明白。但左拉并没有任何良心的触动，也没有任何主动和好的表示。相反，在塞尚住在艾克斯一段时间里（1896年），左拉曾从巴黎到艾克斯来看望另一位友人，居然没有与塞尚通个信儿。塞尚得知后，缄默无语，甚至脸上任何表情也没有。他把自己的内心遮盖得严严实实。

那些同是左拉与塞尚的朋友的一些人，谁也猜不到塞尚心里到底是一片怒火还是一片寒冰。1902年9月，当塞尚听到左拉煤气中毒而身亡时，他当时被震惊得几乎跌倒。一连几日，坐在画室里，不住在流泪。他为什么流泪？为不幸的左拉，还是为了永远不可能再修复的破裂的友谊？对于一个真正的男人，失去友谊与失去爱情一样都是深切的痛苦。

这痛苦一直伴随着他艺术上的孤独。

塞尚的传记作家约瀚·利伏尔德说，在左拉的系列小说《卢贡·马卡尔家族》中，这本《杰作》给人一种孤立之感。因为在他的这个系列的作品中，没有象此书这样放进如此多的回忆，采用如此多的自己周围的人物。这本书写法更接近于纪实。

无疑，左拉的这本书，不服从于卢贡·马卡尔家族的血缘与整体的一致性。他的写作冲动源於他与画家们一段共同的漫长和缤纷的历程。这样就使他的小说常常陷入具体的人和事。在这之中，塞尚之所以成为小说的“牺牲品”，最根本的原故是左拉也认定塞尚是个失败者。也就是说，左拉用小说证实了塞尚的失败与无望。

塞尚身负巨大的压力，孤立无援，自我怀疑阵阵袭来。然而对抗这内外夹击的力量还得从自己身上吸取。塞尚说过：“如果世界只有一个画家存在，那个画家就是我。”这句话使我们忽然发现，这棵在狂风中一直没有摧折和倾倒的树木——原来树干竟是钢铁铸成的！

当然，历史证明塞尚最终得到成功。从1895年开始，塞尚逐渐被认可，并进入他的“胜利时期”。一方面由于他绘画个性成熟之后巨大的魅力，一方面由于世人对流光溢彩的前期印象主义的审美疲劳。当绚烂而迷人的光线渐渐消散，事物内在的表现力和造型的想象力，一点点透露出来。塞尚的魅力，不仅在于他从构图到笔触上那种独特又神奇的对角线结构，还有他的画面——在现实与幻想，写实与抽象，真实与虚构之间，存在着强大的张力。这是前期印象主义所没有的。历史的太阳终于越过高高的山脊，将大山这一边的风景全部照亮。塞尚将印象主义拉进了生机勃勃的后期。梵高，马蒂斯等等一批新人站到了舞台的前沿。

人们终于明白，塞尚是一个艺术的先觉者。但先觉者在他坎坷又漫长的历程中，总是喝尽了孤独的苦酒。

    塞尚经过十五年的舆论非难，开始被世人认识之时，他却回到艾克斯隐遁下来。他没有在巴黎品尝获取成功后的甘甜。而是躲到遥远的故乡一如既往地继续苦苦地追求他的理想。艺术家的道路没有终点也没有顶峰，只有不断地艰涩地攀援的过程。于是他在艾克斯的日子依然辛劳与寂寞。他终生是一个人一声不吭地面对着画布。

晚年的塞尚又被糖尿病所折磨，他依然天天背着画架与画箱在山道上上下下。昔日巴黎的那些恶意的舆论他如今还想得起来么？左拉留给他的那些又温馨又残酷的人生画面呢？

在写生中，他时时会走过阿尔克河。半个世纪前，他和左拉常来这里钓鱼和游泳。喧响的河水多么象他们往日的欢声？

1906年，艾克斯的图书馆为左拉制作一尊胸像。塞尚被邀请参加揭幕仪式。塞尚与左拉共同的老友纽玛·柯斯特讲话时，回忆起他们的童年往事。这一下，塞尚忽然失声痛哭，而且劝慰不止。这哭声让人们感受到强烈的震动，并由此忽然懂得这位艺术家内心深厚的情感和深切的孤独。

但是不要以为孤独仅仅是人生的不幸。

塞尚说：

“孤独对我是最合适的东西。孤独的时候，至少谁也无法来统治我了。”

他说出孤独真正的价值。

孤独通向精神的两极，一是绝望，一是无边的自由。